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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之洞的成事之道

2017-6-1 10:45| 发布者: 一个人的房间| 查看: 2026| 评论: 0|来自: 沧州日报

摘要:  公元1881年(清光绪七年),张之洞得授山西巡抚,开始了其仕途新阶段,也实现了从上疏言事的清流健将到封疆大吏、洋务巨擘的角色转换。在此后的二十几年中,不论是任主政一方的巡抚、总督,还是入参军机、位极人臣 ...
 公元1881年(清光绪七年),张之洞得授山西巡抚,开始了其仕途新阶段,也实现了从上疏言事的清流健将到封疆大吏、洋务巨擘的角色转换。在此后的二十几年中,不论是任主政一方的巡抚、总督,还是入参军机、位极人臣,张之洞均夙兴夜寐,宵衣旰食,励精图治,在清末的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军事等领域都留下了赫赫实绩。虽然在今天看来,张之洞的思想与作为不乏历史的局限,但当我们以“知人论世”的态度,以历史的同情的目光,回归历史现场,会看到在晚清“举步维艰,外患日棘,民穷财尽(张之洞《遗折》)”的恶劣客观条件下,张之洞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,完成了兴实业、办学堂、修铁路、练新军等一系列开创性的壮举,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。张之洞曾如此言说自己的督粤五年:“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,大抵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欲办之事,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,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,……然所办各事亦颇有睹成功者,真徼幸也。”(张之洞《请开缺回籍调理折》)其实,这又何尝不是对他整个出京为官任事生涯的总体描述。不过,有所不同的是,他的成事绝不因为侥幸,而是其公忠体国的人生信念、通权达变的实践智慧、知行合一的行动能力,三者相辅相成合力而为的结果。
  张之洞出生于官宦之家,五岁即入塾求学,受业师皆一时饱学大儒,十几岁即遍览经史子集,时任知府的父亲张瑛也注重在儒学根坻上培养他。据胡钧《张文襄公年谱》记载,张瑛“训子以‘俭约知礼’为宗,过庭授学,多乾嘉老辈绪言”。张之洞从小受到的是最正统的儒家教育,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,诚心正意、修齐治平的人生理念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心底,这为他一生的思想打下了基调,影响和制约了他终身的选择和作为。张之洞病危之际曾对子孙言:“我一生做人,志在正字、公字,公忠体国,廉正无私,我可自信。”(《张文襄公辞世日记》)回望张之洞的仕途,可证此言不虚。他怀着建功立业、名垂青史的宏大理想,持着图富强、尊朝廷、卫社稷的坚定信念,投身于汉阳炼铁厂、湖北枪炮厂、织布局、芦汉铁路的兴建中。正是这样的理想和信念,荡涤了人性的卑微,使他洁身自好,清正廉洁,形成一种强大的人格力量,为做事、成事积累下了社会资本,赢得了话语权,践行了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”“修己以安人”的先儒教诲。同时,这样的理想和信念也激发出他顽强的勇气和毅力,让他去冲破一道道难关,克服一个个困难。“欲为圣朝除弊事,敢将衰朽惜残年”(韩愈句),可谓张之洞的心声。
  张之洞虽以儒学立身,但他绝不是一个抱守残缺的腐儒。“作为一个敏锐而富于历史感的思想家,张之洞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,有着独特的观照角度和结论,这正是他作为政治家谋身行事的依据。”(冯天瑜《张之洞评传》)他在《劝学篇》中言:“今日之变,岂特春秋所未有,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。”面对如此巨大变局,张之洞较为清醒地意识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不足和弊端,不仅在宏观上倡导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积极吸取西方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方面的长处,开始了“卫道”与“开新”的二重奏,而且在微观行事上,也因时因地制宜,进退有据,通权达变。从其督办修建芦汉铁路的过程可见一斑。铁路在中国的出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,中法战争后,总理衙门总算把修铁路提上了议事日程,但朝廷内外各派又对具体路线争执不休。在众说纷纭、铁路迟迟不能动工之际,张之洞提出了自己的意见:立即修筑自卢沟桥至汉口的芦汉铁路。这一构想成功避开了顽固派为阻止修路而设置的种种障碍,又为京师内主持朝政的醇亲王奕?提供了绝好的转寰之阶,且本身规划周详,切实可行,所以很快被朝廷采纳。继之,他又多方谋划,终于完成了此“他人不愿为,且不能为”之大业。(此事参见冯天瑜《张之洞评传》)张之洞曾告诫天下士子:“盖不读书者为俗吏;见近不见远,不知时务者为陋儒。”(张之洞《輶轩语》)其实,他儒臣能吏的形象已为士人们树立了很好的参照。
  虽然传统中国很多政治人物皆书生出身,但书生意气不同于政治器识,二者之间隔着一道沟壑。政治器识大抵包括:观察事物的敏锐眼光,判断时事的深刻洞见,处理人际关系的练达与胸襟,知行合一的行动能力。如果说翰林院谏官时期的张之洞还不免书生的空疏和迂阔,其后任疆吏重臣则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器识,特别是一改坐而论道的空谈习气,变为起而行之的实干家。“可言不可行,即有大言正论,皆蹈唐吏所讥‘高而不切’之病。”(《輶轩语》)这段话是他对士人的教导,也可看作他的自诫。督鄂近二十年的洋务实绩便是其知行合一最有力的明证。在他精卫填海般的努力之下,原来并不发达的湖北,一跃而为晚清全国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之一,钢铁工业、军火工业在当时的东亚也居领先地位。就连日本名臣伊藤博文(1841-1909)也赞其为中国“第一能办事之人”。张之洞将“矢抱冰握火之志,持危扶颠之心,冀挽虞渊之落日”(甘朋云序《张文襄公年谱》)的信念化为了强有力的行动,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主演了一幕气势恢宏、跌宕起伏的大戏。
  通观张之洞一生,其为人处世或有可议之处,但作为一位“为时势所造,又深刻影响时势”(冯天瑜语)的历史人物,他确乎给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留下了丰富的遗产。这份遗产既包括物化形态的,如京汉铁路,也包括观念形态的,如我们这里所谈的成事之道。他曾称自己的那些兴利除弊之举为“儒术经常之规”,随着环境的变迁,那些具体的措施或已失去了价值,但术已逝,道可鉴。其成事之道对今天的我们,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仍具有启示和参考。张之洞在《輶轩语》中正言:“扶持世教,利国利民,正是士人分所应为。宋范文正、明孙文正,并皆身为诸生,志在天下。国家养士,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。”他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回答了在逆境中如何善做事、做成事;回答了什么才是士人应有的样子,特别是在家国危困之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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